汉代《诗经》历史化解读的诗学意义
来源:诗经文化网       加入时间:2012-8-27 17:28:53
    【内容提要】
    以《诗》为史,对《诗》进行 历史 化的解读,是汉代《诗经》阐释,特别是《毛诗》阐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倾向,这一倾向与方法 的形成对 中国 诗学 理论 的 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:第一,以《诗》为史,赋予《诗》的本事,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《诗》与作者、 时代 的关系、了解《诗》的文本意义;第二,提出“风雅正变”说,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源流演变 规律 的认识;第三,客观地说明了“诗”与“史”之间存在的同一性,有助于认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;第四,揭示了《诗》内含的记事、言事、感事功能,有助于认识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。

    一
    以《诗》为史,对《诗》进行历史化的解读,是汉代《诗经》阐释的一个基本倾向。“六经皆史”,“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”(章学诚语),“经”本就是“先王”时代的政教典籍和历史 文献 ,以经为史,经史合一,可以说是经学家对待《诗》的普遍倾向。不过,经学家眼中的“经”不仅是历史文献,更是圣人为垂教后世所创制出的神圣经典,它并非简单的历史事件的记录和反映,还包含着文化传统、社会 制度、道德观念等多方面的内容。这里所讨论的“以《诗》为史”,则主要是从将《诗经》作为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,以对待历史的态度去对待《诗》的角度展开。这一倾向,应该说早在先秦就形成了。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引《诗》数百条,不少与历史、政事相关。
    清代诗话理论家劳孝舆谈到《左传》引《诗》解《诗》时说:“左氏传《春秋》,学最博,而尤好说诗;诗之关时事者,往往标出”①,认为早在《左传》,人们就把《诗》与史联系起来,看成是可以承载历史的。汉代以《诗》为史的解释倾向的形成,正与先秦的解《诗》传统相关。不过,先秦把《诗》当做历史事实看,并没有明确提出以史论《诗》的观点。先秦的诗学观主要表现为以《诗》为教,重《诗》的礼乐教化功能和政治 功能,较少涉及《诗》与历史的关系,这我们从孔子等人的诗学观念均可以明显见出。在先秦,明确地将《诗》与史联系起来的是孟子。孟子提出“王者之迹而《诗》亡,《诗》亡然后春秋作”的观点,将《诗三百》定位在“王者之迹”的历史记载上,看成是王道教化的历史,这说明他很重视《诗》与史的关系。在孟子对《诗》的具体引用中,我们也不难发现把《诗》看成是历史,与历史事件结合起来的例子。如《孟子?滕文公下》曰:“周公兼夷敌,驱猛兽而百姓宁……《诗》云:‘戎狄是膺,荆舒是惩,则我莫敢承。‘无父无君,是周公所膺也。”孟子认为,周公兼并了夷狄,赶跑了野兽,使人民安居乐业,于是《诗经?鲁颂?宫》用诗句来赞美周公,今天人多认为这一诗句是赞美鲁禧公的并不是周公。不管孟子解释是否正确,他的基本思路是将《诗》与史结合起来,《诗》史互证。类似这样引《诗》解《诗》的例子在《孟子》一书还有一些。但孟子也没有明确提出以史论《诗》的观点。明确地提出以史论《诗》的观点,对《诗》进行全面的历史的解读,应该说是从汉代开始的。
    以《诗》为史,是汉人普遍表现出来的观念。今文三家诗亦有以引《诗》证事、以《诗》为史的倾向。《汉书?艺文志》在诠释今文三家诗时,即认为它们“或取春秋,采杂说”,具有《诗》史结合的特点。在今文三家诗中,《韩诗》与史的关系最为密切。清代《诗》学家陈乔枞解说《韩诗外传》的特点时说:“今观外传之文,记夫子之绪论与春秋杂说,或引《诗》以证事,或引事以明《诗》,使‘为法者彰显,为戒者着明”(《韩诗遗说考》),即认为它具有《诗》与史、《诗》与理融合的特点。徐复观在谈到《韩诗外传》的表达形式时也认为它是“除继承《春秋》以事明义的传统外,更将所述之事与《诗》结合起来,而成为事与诗的结合,实即史与诗互相证成的特殊形式”②。不过,《韩诗》的《诗》史互证,还不是严格意义的《诗》史互证。《韩诗外传》属于今文经学系统,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阐发,《韩诗外传》亦具有这样的特点,其引证故事主要目的在于阐发义理,作微言大义的解读,并不刻意追求《诗》与历史有什么必然关联,是否真正记载和还原了历史。徐复观在谈到《韩诗外传》的《诗》与史的结合时亦认为它只是象征意义上的结合,是让历史上具体的人与事成为“普遍性与妥当性的一种象征”③,并非真正地将《诗》与历史结合起来,对《诗》作历史的解读与还原。
    真正体现《诗》史结合,对《诗》进行全面的历史化解读的是《毛诗》。而在《毛诗》系统中,它又特别突出地体现在《毛诗序》和郑玄的《诗谱》中。
    《毛诗序》解《诗》的突出特征是“以史证《诗》”。《毛诗序》主要用题解的方式,描述背景,将诗中的人物和事件与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事件联系起来,对《诗》之主题与意蕴予以说明。《诗谱》则以“谱”的形式,考证和说明各国各类诗歌产生的历史地域与文化背景以及《诗》之体例,从而对《诗》作出解释。《诗谱序》云:“夷、厉已上,岁数不明,太史《年表》自共和始,历宣、幽、平王而得春秋次第,以立斯《谱》。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,则循其上下而省之;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,则傍行而观之,此《诗》之大纲也。举一纲而万目张,解一卷而众篇明,于力则鲜,于思则寡,其诸君子亦乐于是与。”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说这段话是“总言为《谱》之理”④,也就是说是从总体上解释郑玄为什么作《诗谱》的缘由。这段话主要包含三层意思:一是“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,则循其上下而省之”,即依据时代先后,考察周代社会政治之兴衰;二是“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,则傍行而观之”,这段话按孔颖达的解释是:“属其美刺之诗,各当其君君之化,傍观其诗,知其风化得失,识其芳臭,皆以喻善恶也”⑤,也就是考察各国政治教化之得失和社会风俗之好坏;三是“举一纲而万目张,解一卷而众篇明”,也就是有一种从时代社会总体认识把握《诗经》篇章意思的眼光,要从每一篇诗的解释中感受到时代社会的变迁和政治风俗的好坏。显然,这些观念和方法可以看成是孟子“知人论世”,以《诗》为史观念的发展,其主要目的都是试图通过背景和史实考证,“知人论世”,引领读者更好地把握《诗》的意蕴。不过,相比孟子来说,这些观念和方法更具有理论系统性,更加突出了《诗》作为“史”的巨大社会政治和伦理价值。《毛诗序》和《诗谱》还提出风雅正变说,强调政治、时代、历史背景对《诗》的功能的决定性影响 ,这些都突出表现了汉人“以《诗》为史”的观念和方法上的自觉。朱自清在《经典常谈》中评价《毛诗序》和郑玄《诗》学时说“他们都是以史证诗”。他还认为郑玄“以史证诗”更加突出,“以史证诗,在他手里算是集大成了”⑥。其实,以史证《诗》,以《诗》为史,也是汉代普遍存在的倾向。我们在考察汉代四家诗时发现,无论是今文三家诗,还是古文毛诗,它们在对《诗》进行阐释时,总常常采取“以史证《诗》”的方式,将《诗》与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联系起来,为《诗》提供一个具体的历史背景,进而对《诗》的主题作出阐释。比如,拿《诗经》中的第一首诗《关雎》的阐释来说,今文三家诗把它解释为刺诗,与刺康王的历史事实联系起来,而《毛诗》把它解释为美诗,与歌颂后妃之德联系起来,这可以说都是采用了“以史证《诗》”的方式,将《诗》与历史事件和人物联系起来。当然,三家诗的“以史证《诗》”与《毛诗》亦有着一定的区别,其主要区别在于《毛诗》是以时代的盛衰来划分《诗》,几乎每一首诗都附有诗的本事,都排定了世次,都与历史上的具体人物和事件关联起来,而三家诗则不具有这样的特点。以《诗》为史,对《诗》进行历史化的解读,也不限于经学家,它也是汉代政治家、史学家、文论家所普遍采取的策略。《诗》在汉人的眼中,是“经”,是王道教化的产物, 自然 也可以成为治国和资政的重要依据。出于这样的目的,他们也习惯于把《诗经》当作历史看,希望通过《诗经》,提供历史的借鉴。关于这一点,从汉初陆贾回答汉高祖马上得天下“安事《诗》、《书》”的话语中就可以见出。也可以这样说,从汉初起,《诗》就开始问鼎于政治,成为帝王以史为鉴的资政工具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有大量例子记载统治者引《诗经》中句子作为古训和史鉴,作为治国决策的依据,也说明了这点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说孔子删诗,“上采契、后稷,中述殷、周之盛,至幽厉之缺”,在这里,司马迁认为孔子的删诗已展现出史的线索,从中可以看到殷周王道政治盛衰的过程,显然也是以《诗》为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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