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《诗经》阐释的以兴说诗
来源:诗经文化网       加入时间:2012-8-27 17:56:38
    摘要:孔子说诗上承春秋的用诗又不同于春秋,下起两汉四家说诗又不同于四家说诗,既是两者之间的过渡,又有自己的鲜明特色。这些特点我们可以从有关孔子言行论述的著作:《论语》《孔丛子》以及上海博简《孔子诗论》中不难看出。孔子的说诗的特点被后世或继承或弃置,这之间虽有着它深刻的历史因素,但对后世的影响仍是极为重要的。

    一、从《论语》中看孔子的“兴”

    《论语·阳货》载:“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,《诗》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。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,多识夫鸟兽草木之名。”
    “兴观群怨”是孔子从诗的功用角度论《诗》的。事实上孔子论诗的特点之一也是以“兴”而论。那么这里“兴”的具体涵义是否是后世就其艺术手法而说的“兴者,先言他物”诸如此类呢?也许我们可以从《论语》中得到答案:
    子夏问曰:“‘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,素以为绚兮’,何谓也?”子曰:“绘事后素。”曰“礼后乎?”子曰:“起予者商也,始可与言《诗》 已矣。(《论语·八佾》)
    子贡曰:“贫而无谄,富而无骄,何如?”子曰:“可也,未若贫而乐,富而好礼者也。”子贡曰:“《诗》云:‘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。’其斯之谓与?”子曰:“赐也,始可与言诗已矣,告诸往而知来者。” (《论语·学而》)
    从这里我们可观,孔子论诗强调对诗的解释并不是解释字面意义或教授弟子《诗》的某方面的基础知识,而是从诗句中引申、联想出其他的含义,也就是“告诸往而知来者”的举一反三的阐释方法。这也就是孔子论诗中的“兴”区别于所谓艺术手法的“兴”。这里的“兴”,起也,是发端的意思。何晏《论语集解·阳货》引孔安国,“兴,引譬连类”,王逸《楚辞章句·离骚》“依诗取兴,引类譬喻”,“兴”是一种譬喻,而这种譬喻还可能启发人向善,有益于修养身心,所以孔子说“兴于诗,立于礼,成于乐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。

    二、从“以兴用诗”到“以兴说诗”

    孔子这种举一反三,感发志意的阐释方法其实是和春秋时代的“乐语”、“赋诗明志”、“引诗言志”的断章取义的用诗传统一脉相承的。
    《周礼·春官·大司乐》说:“以乐语教国子:兴、道、讽、颂、言、语。”这里的“兴”,起也(《说文》),也是开头的意思。就是连类譬喻,是对乐作为言语交际的运用。我们先看一例:
    《左传》鲁襄公二十九年,季札在鲁国观乐,对《诗经》中的乐歌加发评论:请观于周乐,使工为之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,曰:“美哉!始基之矣,犹未也。然勤而不怨矣。”为之歌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卫》,曰:“美哉,渊乎!忧而不困者也。吾闻卫康叔、武公之德如是,是其《卫风》乎?”为之歌《王》,曰:“美哉!思而不惧,其周之东乎?”为之歌《郑》,曰:“美哉!其细已甚,民弗堪也,是其先亡乎?”为之歌《齐》,曰:“美哉,泱泱乎,大风也哉!表东海者,其大公乎?国未可量也。”为之歌《豳》,曰:“美哉,荡乎!乐而不淫,其周公之东乎?为之歌《秦》,曰:“此之谓夏声。夫能夏则大,大之至也,其周之旧乎?”为之歌《魏》,曰:“美哉,渢渢乎!大而婉,险而易行,以德辅此,则明主也。”为之歌《唐》,曰:“思深哉!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?不然,何其忧之远也。非令德之后,谁能若是!”为之歌《陈》,曰:“国无主,其能久乎?”自《郐》以下无讥焉。为之歌《小雅》,曰:“美哉!思而不贰,怨而不言,其周德之衰乎?犹有先王之遗民焉。”为之歌《大雅》,曰:“广哉,熙熙乎!曲而有直体,其文王之德乎?”为之歌《颂》,曰:至矣哉,直而不倨,曲而不屈,迩而不偪,远而不携,迁而不淫,复而不厌,哀而不愁,乐而不荒,用而不匮,广而不宣,施而不费,取而不贪,处而不底,知而不流,五声和,八风平。节有度,守有序,盛德之所同也。季札观乐,从乐歌中有感而发,进而体会出国君的美德、国民的弗堪、国运的衰微、国家的前途,这就是“兴”,是感发志意,是连类譬喻。
    之后,乐语演化成另外两种形式即“赋诗”“引诗”,就是引用乐歌的语言也就是《诗》来“起发己心”,由“乐语”转化为“诗语”,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说:“春秋观志,讽诵旧章。酬酢以为宾荣,吐纳而成身文。”这个时代可以称为“用诗”的时代。赋诗、引诗在《左传》《国语》中不胜枚举。据清代赵翼在《陔余丛考》中统计,《左传》引诗共217处,《国语》引诗31处。可见在春秋之时赋诗、引诗之风盛行,孔子也说“不学诗无以言”,我们这里只观几例便以观春秋“以兴用诗”之风气:
    《左传·襄公十六年》:冬,穆叔如晋聘,且言齐故。晋人曰:“以寡君之未禘祀,与民之未息。不然,不敢忘。”穆叔曰:“以奇人之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,是以大请!敝邑之急,朝不及夕,引领西望曰:‘庶几乎!’比执事之间,恐无及也!”见中行献子,赋《圻父》。献子曰:“偃知罪矣!敢不従执事以同恤社稷,而使鲁及此。”见范宣子,赋《鸿雁》之卒章。宣子曰:“匄在此,敢使鲁无鸠乎?”
    厉王说荣夷公,芮良夫曰:“王室其将卑乎!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。夫利,百物之所生也,天地之所载也,而或专之,其害多矣。天地百物,皆将取焉,胡可专也?所怒甚多,而不备大难,以是教王,王能久乎?夫王人者,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,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,犹日怵惕,惧怨之来也,故《颂》曰:‘思文后稷,克配彼天。立我蒸民,莫匪尔极。’《大雅》曰:‘陈锡载周。’是不布利而惧难乎?故能载周,以至于今。今王学专利,其可乎?匹夫专利,犹谓之盗,王而行之,其归鲜矣。荣公若用,周必败。既,荣公为卿士,诸侯不享,王流于彘。
    从上面两例我们不难看出,春秋赋诗引诗的特点,即根据赋诗者或引诗者的需要只取一二章并且只是一二章的一两句,以合己意,表达自己当时的“此景此情”,正如《国语·鲁语下》师亥说的“诗所以合意”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论及春秋时的赋诗言志,说:“古者士大夫交接邻国,以微言相感,当揖让之时,必称《诗》以喻其志,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。”《左传》襄公二十八年,卢甫癸说“赋诗断章,余所求焉”。清人劳孝舆在《春秋诗话》中说:“古人所作,今人可援为己作;彼人之诗,此人可赓为自作,期于言志而已。人无定诗,诗无定旨,故可名不名,不作而作也。”这里都是用《诗》加以“兴”,取其能明己意,但多为断章取义,以供一时之需,这也是春秋用诗的一大特点。
    此外,我们可以从春秋时代用诗的特点窥见西周礼乐文化之一二,即不直言而以微言相感,不刺激而以言传身教的彬彬君子风度,委婉而含蓄,温柔而敦厚。
    由此观之,“兴”是作为一种用诗的方式存在于春秋时代,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,春秋末期礼崩乐坏,人心不古,这种以“兴”用诗已经失去其存在的社会背景,正所谓“仓廪足而知礼节”,在“白骨露于野” 的时代谁还会讲礼节,讲含蓄,讲起兴呢?但这种“以兴用诗”的言说模式却没有消失,反而作为一种思维模式被孔子借用来“以兴说诗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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